近期，日产汽车举行年度股东大会，现场出现一件颇引发讨论的股东提案：有投资者提议重新任命卡洛斯·戈恩回到公司担任CEO，这一议案混杂在众多要求罢免现任首席执行官伊万·埃斯皮诺萨的请求之中。据《汽车新闻》报道，这位支持者坦言不避讳戈恩过往涉及的法律问题，表示：“即便戈恩面临刑事指控，日产仍需要他。他并非完美，但自有长处，我希望得到这样一位领导者。”这份提议，实则反映市场对日产近八年经营不佳的集中不满。自2018年戈恩离开后，这家日本车企始终未能摆脱业绩困境，股价持续低迷，转型步伐缓慢，亏损压力不断累积，现任CEO埃斯皮诺萨承担着艰巨的改革任务。部分股东希望昔日“危机处理专家”再度回任来扭转局面。但不论怎样，戈恩背负的国际通缉法律问题，决定了这场回归希望从根本就不可能实现。
股东集体怀念戈恩 提议召回戈恩的想法，源于戈恩时代的经营成果，与日产近年来的持续下滑形成鲜明对比，巨大的落差催生了怀旧心理。戈恩以“成本控制大师”闻名，1999年接手时日产正经历连续七年亏损、债务沉重的困境，他通过裁减人员、关闭效率低下的工厂、优化供应商体系等方式进行改革，仅一年时间就促使日产扭亏为盈，数年内清偿超过两万亿日元的巨额债务，将濒临破产的车企挽救回来。在管理版图上，戈恩构建了雷诺-日产-三菱全球汽车联盟，整合三方的研发、采购、制造资源，联盟巅峰时的年销量曾位列全球第二，强大的协同效应为日产提供了稳固的盈利基础。他那种强势、果断、执行力强的管理风格，成为许多老股东心中应对危机的典范。
图片位置：戈恩领英 略 在职期间，他还推动日产进入中国市场，2003年设立合资公司东风日产。鼎盛时期，东风日产年销量超过一百万辆，是中国畅销的合资车企之一。
反观戈恩离职以来，日产内部管理层频繁变动，战略摇摆不定，电动化转型步伐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业绩报告显示持续亏损，为了缓解现金流压力，甚至卖掉了全球总部大楼。
为削减成本，埃斯皮诺萨提出关闭七家工厂、裁员两万人的计划，依然未能阻止销量和利润的双双下滑，股价疲软进一步加深了股东的担忧。不少股东认为，日产现在的决策迟缓、内部矛盾重重，缺少雷厉风行的改革领导者，面对行业剧变显得束手无策。
对比戈恩当年力挽狂澜的业绩，投资者自然产生“如果戈恩还在，情况不会如此被动”的想法，要求罢免当前管理层并提议戈恩回归，本质上是对当前扭亏方案的不满，以及急于找到突破口的情绪释放，是困境中对强势改革型领导者的怀念。
但这种怀念太过注重戈恩过往的成就，有意回避了他个人的法律风波和历史上的矛盾，也忽略了当年戈恩下台背后，隐含着联盟权力斗争、内部治理问题等深层原因，简单照搬旧模式，根本无法适应当前汽车行业电动化转型的环境。
戈恩回归没有现实可能 静下心来分析，从司法事实、地缘政治、企业治理三个层面看，戈恩重回日产担任管理层几乎没有可能性，股东提案更多是表达情绪，缺乏实际可行性。
时间线明确记录了戈恩的纠纷始末：2018年11月，他在东京因涉嫌谎报高额个人薪酬、挪用公司资金等财务问题被捕，经历两次拘留、缴纳总计15亿日元保释金后获释。2019年12月，他藏身于音响设备箱体中，从大阪关西机场搭乘私人飞机逃往日本，最终定居在黎巴嫩。
司法层面，日本检方对戈恩的指控仍在追诉中，2022年法国方面也签发逮捕令针对戈恩挪用雷诺资金的行为，戈恩目前是多个国家司法机构通缉的人员。
地缘政治因素构成硬性阻碍：黎巴嫩与日本、法国均未签订双边引渡协议，戈恩拥有黎巴嫩国籍，黎巴嫩司法体系不会配合引渡事宜，这意味着他终身不可能合法返回日本担任职务。
即便戈恩能远程参与管理，其跨国通缉的身份也会让日产面临巨大的合规风险、舆论危机和监管压力。
更细节的是，当年戈恩卸任的原因，除了财务指控外，还有雷诺和日产之间长期股权博弈、联盟管理权争夺的结构性矛盾，多年后的雷诺与日产股权结构、合作模式已根本改变，戈恩过去赖以施展才能的土壤已不复存在。
即便不考虑法律问题，其激进集权的管理方式，也与日产当前的内部治理规则、日系企业管理文化存在严重冲突，强行引入只会激化内部矛盾。
埃斯皮诺萨面临的经营挑战真实且严峻，但股东将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一位无法入境、背负通缉的前高管，既回避了日产转型滞后、战略摇摆的根本问题，也忽视了客观的法律底线，终究是脱离现实的情绪化选择。
日产如今的困境，是管理层更迭频繁、电动化战略落后、联盟协同减弱、全球市场竞争力下降多重问题叠加的结果，不是更换一个管理者就能迅速解决的。与其沉溺于过去的故事，寄望于不切实际的怀旧救赎，不如正视自身不足，稳步推进降本增效、调整长期产品战略、弥补新能源转型的差距，夯实经营基础。
对于埃斯皮诺萨和日产董事会而言，回应股东担忧、制定切实的中长期复苏计划，用实际的业绩修复市场信心，才是解决当前困境的唯一可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