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念欣著《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
第36届香港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汇聚了来自香港、台湾、大陆的文化学者与作家，搭建起梳理本土文脉、对话华语文学的平台。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副院长、中文系教授黄念欣携新作《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在书展现场举行了专题讲座“香港文学起初如何”，围绕香港文学多重起源展开深度分享。讲座结束后，她接受了南都独家专访，拆解著作背后的治学思路与文学思考。
长久以来，大众对香港文学常困于武侠、言情、都市叙事的固化标签，鲜少看见旧体诗、南来文人、女性书写、数位人文交织而成的完整脉络。黄念欣以萨依德“开端”理论为钥匙，重新叩问香港文学的源头。她提出香港文学史是一连串“开端”方法与“起源”建构的交织。
面对AI写作冲击文坛的当下，她坦言“只要不放弃，真人写作仍有价值”。谈及新书《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她表示，这本书贯通古典、现代、当代与数位四大阶段，兼顾侣伦、黄碧云、张爱玲等不同世代创作者，借起源研究试图厘清香港文学在地探索与融入华语脉络的双重特质，深化大众对阅读文学的认知。
访谈
南都:请谈谈《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的写作初衷?这本书对“香港多重文学起源”的研究，对过往的研究成果有哪些补充、延伸?
黄念欣:《起初如何︰香港文学十论》属于香港中文大学学术文库系列(第二辑)之一，我希望借此机会整理一下自己多年来有关香港文学的论文，再加入近年的一些发展和思考。其间我在美国纽约研修假期中到访哥伦比亚大学的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的档案室，读到他早年学术专著Beginnings:Intention and Method(《开端︰意图与方法》)的相关手稿与书信，回想到香港文学史的问题，其实也是一连串的“开端”(Beginnings)方法，与“起源”建构的意图。我一直关注的南来作家的在港行历、香港文学正典的搜集、女性作家之创造力、通俗文学挑动的庶民生活向往，以及张爱玲与香港的起始关系，原来全都带着开始诉说香港文学的意图。于是我循此路线，整理了十篇论文。
南都:这本书涵盖旧体诗、南来作家、侣伦小说与电影、回归后数位人文、黄碧云与依达城市叙事、张爱玲香港系列等多元议题，在选题排布上有怎样的逻辑主线?如何串联起古典、现代、当代、数位四个阶段的香港文学起点?
黄念欣:开端不只是意图，背后也包含一连串方法。这本书大抵记录了我一直关注香港文学议题的方法，以及如今回看的修正和进展。第一章“关于‘最早’的香港文学”，当中《香港文学时间零——〈香港的忧郁〉(1983)与〈近代诗人咏香港》(1997)》一文就记录了寻找文学发生的“时间零”(Time Zero)的方法。像宇宙起源的“大爆炸”一样，这个起源是靠现在的结果推演而来的，而当中也有我们预测不到的轨迹与事件。鸦片战争、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与香港回归，如何成为香港纳入文学视野的一个时间起始点，是本书方法起点之一。
第一章的另一篇谈香港本土作家第一人侣伦，而寻找“第一人”，又是方法之一。及后四章分别是“香港故事正典化的多个‘开端’”“香港女性文学‘创世记’”“香港流行文学‘原型’论”及“张爱玲与香港文学的‘起初’”。所牵涉的方法分别是香港小说选与图书馆书目统计分析、黄碧云(1961—)研究的作家论、依达《蒙妮坦日记》的消费符码，以及晚期张爱玲对香港女作家钟晓阳的影响论。
您说得没错，提出香港文学贯通旧体文学与现代、当代问题与现代承传、以及数位演算与人文的张力，都是今后思考香港文学起源的延伸方法。
南都:与香港文学的多元面貌相悖的是，大众对香港文学的认知依旧高度固化，困于少数顶流作家、都市风格、武侠言情等标签。你认为起源研究、重构早期文学脉络，能够如何打破大众的标签化认知，帮助读者更完整地读懂香港文学的真实面貌?
黄念欣:普通读者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如伍尔夫(Virginia Woolf)所言，“普通读者”总可以把阅读的愉悦与好奇，置于说教与判断之上；而刻板印象之所以流传，亦有值得探究的原因。事实上香港文学长期都在面向香港的“普通读者”，进入学院研究的视野不过近三四十年之事。与其说打破大众认知，我更希望深化大众认知，认清我们阅读愉悦的背后是什么。武侠背后可能藏有大众史观与理想身份认同；好的言情小说需要外来文化的消费符号支撑；都巿密集的人流与拼贴式生活面貌，也承载着我们的疲累与安慰，所谓标签，进入到文本细读，就会生发出文学淬炼与提升的效果，在小说、诗或散文里，认出一刻的自己。所谓真实、面貌，首先要有读者真实的参照与独特的面貌。我们写的这些论文，如果没有让读者跨越到具体作品里去，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会尽量勾出稍稍异于我们常理认识的文本例子，吸引读者去看原著原文。例如在一片愤慨于香港被割让的文人旧诗之中，如何有黄遵宪在《香港感怀》有“火树银花耀”“欲界亦仙都”的虚幻描写；在表面上非常自我的内在的黄碧云，如何同时具备非常尖锐、超越国族身份与历史时刻的史观。
南都:你如何理解香港这片土地诞生的独特文学生态，以及香港文学的独特价值?
黄念欣:就以西西《我城》(1975)为例，读过的人都无法不感染到其中青年人的乐观、开放、进取，在群体中保存自我的快乐，一个充满潜力的时代，有称之为“顽童体”，何福仁先生亦认为其文字“充满风趣、俏皮的喜剧感”。但同时，读《我城》的“开端”，其实在说什么呢?那句有名的起首句“我对她们点我的头”，撇除欧化语法是否合乎规范的争论，其实在传递一种非常广阔的情绪︰“我”在接受命运，“她们”是父亲的姊妹，这些姑妈姑姐，把一间她们不屑一顾的粗笨大屋的上层让给“我们”一家住了。听从命运的“我”有点机械地，有点异化地，“点我的头”，但同时展开了与这间有十七扇门的大屋的有趣生活。这种人弃我取的落户经验，有哪里似曾相识吗?
“丝丝缕缕的国族情感”，必然也是交织的。《织巢》《候鸟》《飞毡》“肥土镇系列”，一直在延续“我城”多元的情感，在各种有限与不可理喻的变化里，活出自己的一套好奇与进取，重新命名、定义，让各种标签无从入手。
南都:在你看来，今天的香港文学是更“在地向内探索”，还是更“融入华语整体脉络”?你如何看待香港文学在整个华语文学版图里的文化位置?
黄念欣:我想“在地”与“向内”是必须的，即使你心系融入更大的整体。看最近大家在谈的电影《奥德赛》(Odyssey)，原著的主人公不过是一个战争后希望回家的人，十年来在地中海上来来回回，不断内心和幻觉作战的故事，非常在地也非常内向，但无损它融入了整个西方文学以至世界文学的力度。过去的香港，仍在定义着今天的香港，并且在世界中仍有其气质与位置，像前面所说的，一种多元的“我城”气质，我相信这种气质在文学中继续有丰富的变体，这也是文学最可爱之处。
南都:你长期深耕现代中国女性文学与香港女作家研究，《晚期风格︰香港女作家三论》聚焦香港女作家创作，本次新书也重点谈及张爱玲对香港女作家的深远影响。女作家研究、女性视角的介入对香港文学的“源头”有怎样的补全意义?
黄念欣:我对于女性生命源头式的创造力十分着迷。《起初如何》其中一篇是〈泰初无道，女子有写——黄碧云的史述情怀与历史述作〉，与我在纽约时读布鲁姆(Harold Bloom)的The Book of J(《雅威底本》)有关。他大胆假设《圣经》的《创世记》《出埃及记》等部分可能出自一位女性之手。这个假设是否经得起考古历史的考验不是重点，重点是布鲁姆读出《圣经》的女性视角。小说之始《源氏物语》的紫式部是女性，其言说与铺衍的欲望独步当时世界文坛。张爱玲或“张腔”的影响，也可以看成一种衍生创造的能力。我的书中《考与老——钟晓阳读〈小团圆〉的抒情转注论》一篇，提出香港作家钟晓阳如何以文字学、诗词典故与拆字法，“心心相印”地解读《小团圆》为一悼亡之书的意图。当中的方法与心意，远比其结论重要。而香港女性作家之地位不言而喻，各擅胜场，超越了一言以蔽之的可能，我只能说持续关注了。
南都:在图书市场低迷、AI写作横行的今天，你如何看待当下香港文坛的生存现状?
黄念欣:我觉得暂时大家对于购买实体书、行书店、逛书展，仍有不可取代之兴趣。只要书种仍然足够多元，贩书的地方仍然充足，这个习惯还是不易消失的。至于AI写作，我暂时仍没有对一部AI生成的作品感兴趣到可以终卷读完。但渗入式的创作准备或微调，却早已在我们审美经验之中天天发生。在阅读与写作上，我觉得时刻要问，我们愿意“外判”多少思维与表达的机会与机器，只要不放弃，真人写作仍有价值；在书业营销上，我认为不妨实体与电子并行，直面纸本书终将成为浪漫的产物，把电子媒界进一步应用于文学的推广与推进之中。
本版撰文:南都记者 朱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