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南站再度开放了站内的吸烟室，引发关注。这个设施位于二楼的商业平台，放眼望去，巨大的蓝色招牌清晰可见，上面印有“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字样。
“招牌特别显眼，和其他高铁站不一样。”一位名叫小卜的旅客向南都记者反映，“感觉是在变相鼓励大家吸烟。”
小卜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站内二层平台的栅栏上贴着“禁止吸烟”的标语，栅栏后面便是那个标志性的吸烟室招牌。他将照片发布到社交媒体，配文是：“左右脑在打架吗？”
另一位旅客小潘也注意到了这个变化。“吸烟室又开了，烟雾缭绕的。”她路过时看到，里面有几名旅客正在吸烟。尽管门上贴着“请随手关门”的提示，但玻璃门始终敞开着。
据了解，太原南站的吸烟室在5月末曾经关闭过。当时，玻璃门被蓝色胶带封死，流传的说法是，“市里接到投诉才关闭的”。而到了6月底，吸烟室又重新开放了。一位卷烟店的销售员告诉小潘，这是重新开张了。
小卜的帖子下，有人认为设置吸烟室可以避免在站内随意吸烟，从而减少对路人的影响。但小卜自己发现，乘车时站台上依然有不少人在抽烟。评论区里也有人提出了更多看法，有人认为这能减少在其他地方吸烟的情况，还有人觉得这是“人性化管理”，避免烟雾影响到其他人……
过去几个月里，关于站台吸烟的争论愈演愈烈，许多旅客强烈要求高铁站台应该全面禁烟。然而，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执法权限不清晰以及铁路系统的封闭管理传统，站台禁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但这些网络上的争论很少涉及到火车站内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默认封闭的火车站内是不能吸烟的。（详情请参考相关报道）
小卜表示，他去过的高铁站里，即使有吸烟室，也从未见过如此显眼的招牌。太原南站的做法，再次让人们思考一个被忽视但同样重要的问题：高铁站内是否适合设置吸烟室？有了吸烟室，就能完全避免二手烟外泄吗？为什么公共卫生专家反对建立吸烟室？
【配图】太原南站站内吸烟室，招牌十分醒目。
【配图】太原南站站内吸烟室。
吸烟室并不能完全阻止二手烟外泄
关于吸烟室的讨论，其实早在室内全面禁烟的尝试就开始了。支持者认为，吸烟室可以为烟民提供一个舒适的吸烟环境，帮助缓解烟瘾，同时也能减少二手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避免劝烟的冲突。有研究发现，在一些地区，烟草业甚至主动投资建设了大量的豪华吸烟室，以此来提升其正面形象。
然而，过去30年的研究反复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采用了负压技术和换气设备的吸烟室，也无法完全阻止二手烟外泄，甚至还会导致吸烟者在室内吸入大量的有害物质，实际上对双方都不利。
以“美国无烟区”著称的加州，自1988年开始通过一系列法案，实施了严格的控烟措施。但在立法过程中，也不断受到烟草业的阻挠，建造吸烟室就是其中一种主张。1994年，加州立法禁止雇主让不吸烟的员工接触到二手烟，但在法律文本妥协后，允许了一些设立吸烟室的例外情况，并对这些吸烟室的通风和封闭性能提出了要求。
到了2015年，加州在修法时，删除了这些允许设置吸烟室的例外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法案出台后的一系列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吸烟室都不符合法律要求，即使是少数符合要求的吸烟室，也无法完全杜绝二手烟外泄。
香港在2005年修订控烟法规后，实现了大部分室内工作场所和室内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在立法期间，议员们也讨论过吸烟室（香港称为吸烟房）的问题，但当时已经有诸多研究指出，“没有任何国际公认的抽风系统标准，可以支持设置有效防止二手烟渗入邻近环境的吸烟房”，因此条例也禁止了设置吸烟房。作为回应，香港国际机场关闭了其全部12个吸烟室。
随后，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委托香港科技大学继续研究吸烟室，2009年提交给香港立法会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吸烟房能有效分隔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即使采用严格的设计和通风标准，只要有人进出吸烟房，也无法保证外面的非吸烟者不受二手烟影响。
“全球众多国际大都会，如伦敦、纽约、多伦多、三藩市、悉尼等，全都禁止设立吸烟房。在加拿大和美国多个省份及州份，于室内实施禁烟但容许吸烟房多年后，由于政策成效不显著，更是改为取缔吸烟房。”时任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2009年给立法会议员的一份答复中如是说。
2016年，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控烟研究中心也在内地进行了类似的实验。当时，上海控烟条例正在起草的关键阶段，关于是否设置吸烟室的争议也相当激烈。据上海观察报道，该中心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的两处吸烟室、上海火车站与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共4个点进行了室内PM2.5浓度测定和问卷调查，测试结果显示，吸烟室内的PM25浓度可以达到我国PM2.5的24小时浓度限值的30倍，达到室外PM2.5浓度的180倍。在吸烟室外，门口是二手烟最严重的区域，5米外的浓度也达到了室外PM2.5浓度的8倍。
“调研时，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我，她每天要在吸烟室里工作三小时，不吸烟的同事有时候会咳嗽、恶心。”该中心的研究者告诉媒体，“这些弱势群体正在遭受不必要的健康伤害。”
作为行业代表，美国供热制冷空调工程师学会在其立场文件中指出，禁止在室内及建筑物附近进行所有吸烟活动，是避免健康影响和消除室内环境烟草烟雾暴露的唯一方法。无论是稀释通风、气流组织（例如“风幕”），还是空气净化，都无法有效控制室内环境烟草烟雾暴露。
“有些人认为设立指定吸烟区是减少非吸烟人士，尤其是在行人路上，暴露于二手烟害的解决方法。从表面上看，设立指定吸烟区似乎只是一种理想的妥协，”香港吸烟与健康委员会指出，“然而，除了令人不适的气味，卷烟（无论一手烟或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多种化学物质，包括约70种致癌物质。这些肉眼不可见、能深入肺部的致命化学物质，才是对大众健康的真正威胁。”
该机构还指出，烟草业明白提倡指定吸烟区能确保吸烟者能够在更多地方、更方便、更无顾忌地使用其吸烟产品，同时可以提高社会对吸烟的接受程度，鼓励吸烟，并削弱吸烟者戒烟的意愿，让吸烟行为变得正常和正当。看似保护非吸烟者的指定吸烟区，实际上却是烟草业延续对社会烟草上瘾的手段。
多地地方控烟法规未禁止在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
即便学术研究已经反复证明吸烟室无法隔绝二手烟外泄，但建立共识并不容易。
2015年，北京控烟条例实施，参照“金标准”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随后首都机场关闭了全部14个吸烟室，转为设置17个室外吸烟区。北京的几座火车站原本没有吸烟室，因此不受新规影响。2016年，上海新版控烟条例实施，随后上海三大火车站和两座机场也共同宣布关闭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
2020年，深圳宝安机场被曝开设了豪华吸烟室，有违反当地控烟条例之嫌。在媒体和当地主管部门的关注下，机场方面拆除了吸烟室。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深圳机场吸烟室由长沙中渡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该公司创始人王渡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称，吸烟室的空气会进行净化，设置了负压避免烟雾外泄。随后，多名公共卫生专家批评了这种错误的观点。
总的来说，在地方立法中明确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禁止吸烟的地区，高铁站和机场都没有设置吸烟室。但各地方的标准并不统一，这成为杜绝吸烟室的一个难题。
2021年，重庆出台当地控烟法规，但并未完全达到无烟的要求。之后，大连、沈阳、成都、珠海等城市出台的专门控烟法也未能达标。多个地区的共同特点是，仅列举了部分室内公共场所作为禁烟区，餐馆等二手烟严重的场所并未纳入禁烟范围。一些地区还允许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更进一步削弱了控烟效果。
尽管屡遭批评，但近年来出台或正在起草的地方控烟法规也多采取这种模式。
值得关注的是，太原南站所在的山西，于今年4月16日至5月15日就《山西省爱国卫生与健康促进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但该条例也没有实现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其规定禁止在中小学校、幼儿园、托幼机构、未成年人教育培训机构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场所吸烟；禁止在医疗卫生机构、影剧院、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电梯轿厢、候车(机、船)室、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吸烟的其他场所内吸烟。划定的吸烟区或者设置的吸烟室除外。
也就是说，该条例不仅未将餐馆等二手烟重灾区纳入禁烟范围，还允许在禁烟场所设置吸烟室。根据其他城市的经验，如果按照这种模式执行，实际的控烟效果将值得怀疑。
在地方法规认同吸烟室的情况下，铁路系统的垂直性规定能否改变这一现状？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依然缺乏有力的规定。1997年出台的《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侯室禁止吸烟的规定》，虽然禁止在各类车站、港口、机场的旅客等候室、售票厅及会议室、阅览室等公共场所吸烟，但仍然允许相关机构“指定吸烟的区域或设置有通风装置的吸烟室”。
事实上，目前仍然有一个全国性的条款可以作为兜底。北京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岳屾山此前撰文指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已经全面禁止公共场所吸烟。不过，该实施细则一直处于“空转”状态，鲜有发挥作用。主要原因在于，“实施细则”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位阶不高，且缺少罚则，无法处罚室内吸烟行为，对地方立法的影响力也可能有限。（详情请参考相关报道）
回到立法的初衷——保护公众健康，公共卫生专家姜垣给出了一个直接而明确的回答：“室内吸烟室不应该有。”但她也坦言，“现在社会上还没有形成共识。”
【配图】旅客经过高铁站的吸烟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