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西赟
前几日，我去古籍书店寻些旧书。转角处，几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小学语文课本静静躺在角落。封面尚且完好，书页却已微微泛黄。我蹲下身，逐本翻阅。
《列宁的墨水》《董存瑞舍身炸暗堡》《卖火柴的小女孩》等篇目映入眼帘，童年读书、背书的记忆瞬间涌上心头。
那时的教室，地面是泥土地，课间学生跑进跑出，尘土在射入的阳光里飞舞。课桌由水泥板制成，冬日里手臂搁上去，宛如贴在冰面上。凳子则是同学们从家中带来的，方圆高低不一，样式各异。
开学分发新课本时，有的孩子用旧报纸或挂历仔细包裹书皮，一个学期下来，书本依旧崭新。也有孩子满不在乎，学完一课便撕掉一课，直至期末，课本只剩下一层封面。我不包书皮，也不撕书，只是翻阅频繁，导致内页破旧不堪。
早读课上，同学们扯着嗓子朗读，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他们笃信声音越大，老师便越会多看两眼、多夸两句。我天生嗓音细弱，说话如蚊蝇鸣叫，无论怎么用力也盖不住旁人。久而久之，我不再比拼音量，而是独自低头，将课文默念一遍，再分段背诵，每段熟练后，再串联起来全文背诵。
三年级前的课文短小，背诵并无大碍。到了五六年级，老师的要求不再是分段，而是要求背诵全篇。这难住了不少同学，却成了我的机会。
有一次，老师点名背诵一篇课文。同学们一个个被叫起，无一人能完整背出。未被点名的同学深深埋头，或用课本竖立遮挡面部。当老师的目光扫向我时，我毫不犹豫地举起手。老师让我站立背诵，我一口气从头到尾将那篇课文背完，一字不差。
背诵完毕，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你们都要像倪同学学习。”这节课剩下的时间里，我感觉背后有羡慕与嫉妒的目光盯着我。我脸上保持平静，心里却有什么东西鼓胀着，几乎按捺不住。
此后，有些同学在我背诵时故意制造障碍。坐在后面的同学拽我的衣服向后扯，搞小动作令我分心；坐在前面的同学回过头来看着我，挤眉弄眼吐舌头做鬼脸，试图让我背不下去。这些难不倒我，课文里的文字仿佛嵌进了脑壳，一站起来，眼前就像有一块屏幕，文字刻在上面，我对着文字在读。我主动向老师申请站到讲台上背诵。虽然站在讲台上很紧张，但这确实锻炼了我的胆量。
有同学开始模仿我。他们不再大声喊叫，也学着心里默读。看到这一幕，我故意做出另一副模样：漫不经心地翻书，有时干脆合上，歪头看窗外。他们觉得我很神奇：“倪同学不用功，怎么也能在台上背诵出来？”同学们哪里知道，放学后从黄昏到睡前那段时间，我一个人趴在饭桌上，把白天该读的课文翻来覆去地背。别人只背老师安排的段落，而我把整篇文章也背了，并提前预习后面的课文，为的是领先他们一步。这个习惯，我一直保持到初中毕业。
看着这些泛黄的课本，我合上书还真能背出个大概。当年背书，或是为了出风头，或是想让老师夸奖，或是让那些拽衣服、做鬼脸的同学干着急。现在回想，那些稚嫩的心思里，藏着年少的懵懂与真实。
背书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不管多难的东西，只要你肯花功夫一段一段啃，一口一口咽，时间久了会长成你“骨子”里的东西。这个道理，是那间水泥课桌的教室、那些扯着嗓子读书的早晨，用最笨的办法教会我的。
我将课本一本本整理好，放回角落。书本虽旧，但教会我的道理依然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