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夏日皆被视为君子修身的良辰。《礼记·月令》中记载，仲夏之时，“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处台榭”。此时天地开阔，草木葱茏，万物繁盛，若能以更宏大的视角审视周遭生机，心胸自然为之舒展。这描绘的是北方的夏，确切地说，是《礼记》诞生之地——中原的夏天。
那同一时期的南方人又该如何打发酷暑？据中华史志奇书《越绝书》记载：“勾践之出入也……休谋石室，食于冰厨。”书中还提到“东郭外南小城者，勾践冰室”。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时期，南方贵族便已构筑起“石室”“冰厨”这类具备纳凉功能的避暑场所。这是极为务实的做法。当然，亦有更为浪漫的法子。张岱在《陶庵梦忆·庞公池》（位于绍兴古城西园）中，记录了自己泛舟度夏的风雅举动：“设凉簟，卧舟中看月，小傒船头唱曲，醉梦相杂，声声渐远，月亦渐淡，嗒然睡去”。
上海的夏天，既无北方那种“天地宏阔”的气象，也不似南方那般“舟中看月”的情致，反倒继承了“休谋石室，食于冰厨”的务实基因，只是这种享受逐渐走向平民化，乃至后来一度沦为市民阶层津津乐道的“弄堂口乘风凉，冰镇绿豆汤”。
老上海的夏天（陈刚毅摄）
至于上海夏天的具体模样，或许千人千面，唯有身临其境者，方能感慨万千，略述其一二。
我国夏季南北温差并不显著，全国普遍高温。但在北方，只要处于阳光照射不到的阴影处，便能感到习习凉风；而在上海，一旦离开空调，便会觉得无处可逃，热得无计可施。即便漫步在梧桐浓荫遮蔽的衡复风貌区，日益加剧的热岛效应也会让你如同置身郊外烈火般的骄阳之下。若再叠加潮湿黏腻的黄梅天，空气中那股化不开的溽滞感，定会让人瞬间生出此城无可恋、此地不可留的念头。上海人苦“夏”已久！
有气象记录以来，上海高温天气最多的年份是1934年。这一年，上海以55天的高温纪录，创下百年上海滩的最高峰值。当年最热的7月12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如此描述：
说到上海今年之热，真是厉害，晴而无雨，已有半月以上，每日虽房内也总有九十一二至九十五六度（注：即35至36℃），半夜以后，亦不过八十七八度，大人睡不着，邻近的小孩，也整夜的叫……大家都在希望下雨，然直至此刻，天上仍无片云也。
这一年的酷热，不仅让大文豪鲁迅有时彻夜难眠、心烦意乱，还引发了旱灾，致使物价飞涨。同年8月15日出版的《良友》画报中，一篇题为《大上海的热景》的文章开篇写道：1934年的上海夏天极热，从6月到8月，气温居高不下而降雨极少，7月12日更是出现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历史最高气温40.2℃。持续的干旱导致全国赤地千里，翻阅当年的报刊，“大旱”“米价飞涨”等标题屡见不鲜。因极度干旱，上海还举办了一场全国祈雨消灾大会。
上海的夏季炎热，几乎是一种令人难以承受的“湿热”。好不容易熬到姗姗来迟的秋季，暑气也迟迟不愿“退烧”。在《桂花蒸阿小悲秋》中，张爱玲借友人炎樱之口描写道：“秋是一个歌，但是‘桂花蒸’的夜，像在厨里吹的箫调，白天像小孩子唱的歌，又热又熟又清又湿。”潮湿的空气裹挟着旧式公寓的木香、蕾丝窗纱的影子以及打字机的敲击声，在闷热中凝滞成一首无声的挽歌。她的夏天，定是旗袍贴背时的黏腻，是电扇吹不动的沉香屑，是繁华都市中无人倾诉的孤寂。
上海人普遍苦夏，但似乎有一人例外，那就是闻人杜月笙。据说在三伏酷暑之际，杜月笙依旧长衫马褂，衣冠楚楚。有人劝他：“杜先生不必如此拘束，尽可宽襟解带，迎风招凉。”孟小冬也曾私下劝说道：“这么热，你流这么多汗，穿件汗马甲儿，也无妨啊！”对此，杜月笙笑着解释他的“熬热”之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这些佣人，多是些红眉毛、绿眼睛的家伙，如果我仅穿件汗衫，他们必进一步裸着上体。如果我穿上汗马甲，他们必更进一步浑身只剩下一条短裤。我这里当然算不上名流大宅，但我的佣人多，往来的朋友上、中、下三等都有。如果全屋子都是些穿短裤的汉子，我这杜公馆岂不变成大混堂了？因此，我杜月笙只能熬着热，冒着汗，受着这点不大不小的罪。”
尽管炎热时节不尽如人意，但若细细品味前人关于“热”的记录，自有春秋冬三季所不及的妙处。当年鲁迅可以日日心满意足地“饮刨冰而归”，张爱玲也有着最爱的夏日甜品——老上海冰糕。有钱人可以赶“海滨浴场”，可以在公园喝下午茶，可以欣赏草地音乐会；没钱人可以“井水泡西瓜”，可以在弄堂里“噶三湖”，甚至可以光腚“乘风凉”。至于被称作“最懂生活的男人”的林语堂，更是别有谐趣地指出，“一切家庭秘史，都可在夏日黄昏的闲话中流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认为，气候会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层面产生影响。“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在《空气、水、地方》中也提出，气候、环境与人类的性情、健康密切相关。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进一步论述了气候对法律、道德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影响。他认为，寒冷塑造了勇武与直率，炎热则带来了柔弱与敏感。北方人因纤维强健而自信果敢，南方人因神经灵敏而情感丰沛，气候差异深刻影响着民族性格与行为方式。孟德斯鸠有趣地发现，“温度越高越能感受到愉悦”，并推论“炎热地区具有灵敏器官的人的心灵，容易被一切与两性愉悦有关的事情触动；他们的男女情爱，可由任何一件事勾起”。孟氏的发现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其后的推论则显得有些过度。例如，相对炎热的香港，也只诞生了一部隐喻着“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的“东方式暧昧”——《花样年华》；而以多雨多雾和冬季寒冷著称的英国，却诞生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爱情故事之一——《罗密欧与朱丽叶》。
人不仅是“环境”的产物，更是“心境”的产物。有道是，心静自然凉，烦热自消融。面对炎炎夏日，生活质量远低于今人的古人尚且可以自得其乐，更何况今天身处环境卫生清洁、物质生活优渥、制冷设备充足的当代人。我们有品不完的各种冷饮、卤味、啤酒，逛不完的夜市、商超、乐园，以及“一脚油门”也游不完的周边农家乐与江浙沪避暑胜地。最妙的是，我们还有着或环绕四壁或溢满网盘的古人无法比拟的闲书与文娱，既可“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亦可夜夜欣赏“佳片有约”。
进可驱长车，偕妻儿，访名山胜水，赏尽长三角的美景美酒与美食。退可吹空调，刷微信，观闲书旧画新片，馋了，则“口角噙香”地撸遍楼下孜然大串。
不过，对于一个仰慕古人好闲书、喜古意的蜗居宅男而言，即便今人避暑的方式千千万，享乐的花样万万千，似乎仍不抵陶渊明的一次午后高卧：“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浮想至此，上海的夏天，吾吃勿消也吃得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