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欢迎收看《亚洲那些事儿》。今天咱们接着聊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很多人好奇，郑和七次远航，到底是为了寻找失踪的建文帝，还是单纯为了做海外生意？直到斯里兰卡港口意外挖出一块明朝石碑，六百年前那段壮阔航海史背后的真正动机才终于大白于天下。
1405年，郑和开启了第一次下西洋之旅。这次出海的阵容极其庞大，总共255艘船，其中就有62艘体型各异的巨型宝船。路线其实并不复杂：舰队先路过占婆，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苏门答腊岛北部，然后进入印度洋直奔斯里兰卡。之后，船队继续向西，抵达卡利卡特以及马拉巴尔海岸的多个港口。
在1411年之前，郑和又进行了两次类似的航行，路线大体相同。但到了第四次，情况变了。
1413年秋天，郑和从贵占港出发，照旧先去了卡利卡特城。以前，这里一直是中国船队能冒险到达的最西端，但这回，这个“最西”的头衔保不住了。
据推测，这是皇帝想扩大中国势力范围的意图驱使，郑和一路向西，途中顺道看了马尔代夫等地，最终到达了终点站霍尔木兹。
霍尔木兹当时繁华得让人咋舌。虽然中国人对外贸向来持谨慎态度，但船上的一位随行文人还是忍不住记录下这座城市的壮观景象：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船只，加上陆路奔波的外国商人，都汇聚在这儿做生意，所以这里的百姓日子过得相当富裕。
1417年，皇帝下令郑和进行第五次下西洋，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安全护送那些来华参加盛大典礼的中国朝贡国使节回国。这些使节大多来自东南亚。
把他们送走后，郑和顺着之前的航线继续走。不过，这次到了霍尔木兹后，他并没有回头，而是继续南下，沿着阿拉伯海岸探访了阿丹与马卡拉两座城市。
随后，他又沿着东非海岸向南，先后到了摩加迪沙、布拉瓦和马林迪等港口。这是郑和航行所触及的最远地方。
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中国人发现了一种长颈鹿，被皇帝误认作传说中的神兽麒麟——一种有蹄的神兽。这场误会倒是激起了穆斯林商人的兴趣，他们开始向中华帝国出口这种“瑞兽”。
除此之外，中国始终没把非洲当作主要目的地。跟上一次类似，第六次航行的开头也是郑和奉命护送外国使节回国。
不同的是，这次的使节不光来自东南亚，甚至远达东非。而且，郑和此行没有去任何他没去过的地方。
第二年，郑和率船队回国后得知，这将是永乐皇帝主持的最后一次伟大远航。因为蒙古战事的开销越来越大，此后所有的远航都被叫停了。
这时候，帝国的财政因为皇帝搞的那些奢华项目已经捉襟见肘，中国的财政大臣因此被投入监狱，身败名裂。说实话，这真不怪大臣。
自打登基以来，永乐皇帝的开支就一直超出国力承受范围，尤其是他的几次军事行动都没取得啥成功。尽管这样，大臣们总能想办法凑齐皇帝要的钱。
但在几十年的超支之后，即便这位能干的大臣也对皇帝的又一个计划束手无策，这让永乐心里很不痛快。哪怕国库空了，永乐还是发动了两次对蒙古的战役。
在这两次战役中间，郑和虽然没再率领大军远航，但皇帝似乎有点改变主意，安排了一次远行。不过，这次探险是否存在还有争议，就算真的去了，规模和时长也远不如前几次，基本局限在东南亚，或许只到旧港而已。
回国后，郑和面对的政治局面已经完全不同。皇帝在他离京期间驾崩，儿子洪熙继位。洪熙跟他爹挥霍无度的作风截然不同，下令彻底停止外交远航。
那么，永乐皇帝为啥在这些项目上如此大手大脚？这些投资有没有回报？
永乐是个篡位者，他的合法性哪怕在自己宫廷里也长期被人质疑。这种压力让他必须在军事、行政和外交上不断彰显自己的荣耀。
同样，这些下西洋的航行，既不是为了促进海上贸易，也不是为了建立中国的海外殖民地。永乐想要的，只是通过展示权力，用中国出产的所有奢华物品去震慑大洋彼岸那些较小、较弱的王国，让他们臣服。
最终，唯一真正对中国产生积极影响的项目，是大运河的重新开通。这使得粮食可以安全、快捷地运达全国各地，再也不用担心海盗截扰。
这就引出了一个疑问：为啥不动用郑和的强大舰队去剿灭海盗？原来，永乐一心沉迷于自己的荣耀远航，忘了用手中的力量去解决当时中国的一大核心问题——海盗之患。
此外，尽管郑和舰队威慑力十足，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舰队曾试图像后来的葡萄牙人和荷兰人那样，迫使贸易进入特定渠道并加以控制。显而易见，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并无长远的实际利益，这不是因为没机会，而是实乃一大憾事。
正如历史学家德雷尔所言，这些航行的目的在于让外国统治者承认中国皇帝作为天子，沟通天、地与人类的独特而崇高的地位。他们须以本国当地的物产朝贡，并接受和使用中国的官方历法，至少在与中国的往来中如此。
作为回报，皇帝会赠予他们礼物，郑和时代最常被提及的就是中国丝绸货物与纸币。皇帝还会颁发诏书，正式册封他们为其原本已经统治的国家的君主。
尽管如此，永乐之孙宣德继位后，郑和还将进行最后一次远航。宣德在南京长大，而下西洋之举昔日正是从此地启程。
因此，在怀旧之情的驱使下，这位新皇帝为郑和筹备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远航。舰队再次自南京出发，前往爪哇岛的泗水，途中于旧港停靠，随后驶向马六甲。
郑和从马六甲再度航向印度，先在苏门答腊岛北部补给，随后驶入辽阔的东印度洋，直至到达斯里兰卡的贝鲁瓦拉。之后，郑和依照惯例先后访问了马拉巴尔海岸的卡利卡特与科钦等地，并从这些城市航向霍尔木兹，主力舰队将在此驻留数月，等候有利的天候以便返航。
等待期间，很可能有若干规模较小的分队从主力舰队分出，前往郑和先前访问过的众多阿拉伯及东非城市与王国。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支较小的分队早在卡利卡特便与郑和的主力舰队分开，前往麦加，此行由文人马欢详加记述，他此前也曾表达过对霍尔木兹的钦佩之情。
最终，整支舰队重新会合，驶回中国。船队满载来自所到之地的贡品受到隆重欢迎，船员们也都得到了赏赐。
皇帝深知，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朝贡，只是伴随郑和舰队的到访而按时呈送，第六次远航之后，这一朝贡便中断了。皇帝看到这次带回的贡品后曾言：“我们对来自遥远地区的货物本无兴趣，但我们意识到它们是出于满满诚意所奉。”
既然来自远方，便应予以接受，然而此举并不值得庆贺。皇帝原本希望能恢复源源不断的贡品供奉。
然而不久之后，皇帝与郑和相继辞世，这次远航也随之落幕。伴随二人的去世，继续这些远航的意愿也随之消散。
没有他们的存在，贡品便渐渐枯竭，而这一次，是永远地枯竭了。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真正动因，长期以来众说纷纭，直到1911年斯里兰卡加勒市的一次道路改造工程，才带来了决定性的答案。
工人在开挖下水道时，挖出一块深埋地下五百年的青石石碑，负责工程的英国工程师托马林敏锐地意识到其非同寻常，立即将其转运至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妥善收藏。这便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又称郑和碑。
此碑于南京龙江宝船厂雕刻完成，1409年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特意带至锡兰山立于当地佛寺，至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石碑最为独特之处在于碑文以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文字分区镌刻，分别面向岛上不同信仰的族群，足见其强烈的官方外交属性。
汉文碑文开篇即点明：“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并详细记录了船队携金银、香炉、绸缎、织金宝幡、瓷器等贵重物品，向当地佛寺大规模布施供奉、赏赐当地君主与部落首领的经过。
锡兰山地处印度洋海上要道，各国商船使臣往来频繁，在此立碑无异于向整个西洋世界宣示中原王朝的包容与强盛。
石碑还印证了船队“厚往薄来”的模式，携出的是无偿布施的瓷器、丝绸、金银，换回的多是供皇宫观赏的异域香料与珍禽异兽，若以经商牟利为核心目的绝不会如此。至于寻找建文帝一说，因缺乏史料印证早已被否定。
作为第一手实物史料，这块石碑推翻了后世诸多猜想，清晰揭示出朱棣倾尽国力支持远航的真正目标：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国家级外交行动，旨在向整个西洋世界展示大明王朝的强盛仁德，建立万国来朝的国际秩序。
如今，这块石碑收藏于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并已成功入选联合国《世界记忆国际名录》，成为中斯海上文明交流的国宝级见证。这是本期《亚洲那些事儿》，咱们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