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卉丽在修复千手观音造像。受访者供图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馆员陈卉丽的职业生涯几乎总是与“手”纠缠在一起。
初次隔着防护手套触碰文物时，那种穿越千年的温度令她震撼。除了修复师，鲜有人能如此近距离地摩挲千年石刻。此后，她与团队耗时8年，为千手观音那只在文献中毫无记载的残损手臂，打造了一只可拆卸的“义肢”。这双手曾饱受冻疮之苦，也曾被化学试剂刺激至过敏，如今正将她30年的经验传承给新一代文保人。
近日，国家文物局联合全国总工会授予陈卉丽“全国文物大工匠”称号。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她多次重申：文物是有生命的，修复工作本质上是在抢救生命，旨在让文物“延年益寿”。
陈卉丽在实验室开展工作。受访者供图
她对第一次触碰文物的记忆，至今清晰如昨
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即大足石刻博物馆），每位文物修复师都具备随时向游客讲解的能力。在潜心投入修复与研究前，他们需先担任一段时间的讲解员。这一规矩源自老馆长郭相颖，旨在让员工摸清家底。
1995年，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30岁的陈卉丽调入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开始了为期11个月的讲解生涯。在此之前，她的专业是针织，曾在丝织厂和塑料厂工作。彼时，博物馆的文物与她之间，既隔着围栏，也横亘着数百上千年的时光。
每日与石像对视，起初仅是背诵解说词，渐渐地，她读出了它们的表情。“石质风化，断裂残缺，表面彩绘剥落，有些仿佛‘生病’痛苦……”她心中萌生念头：若能修复它们，该有多好。
11个月后，单位组织讲解员考核。这位半路出家的跨界者，笔试夺魁，面试第二，加之懂化学与材料知识，随即被调往保护工程中心。
“当讲解员摸不到文物，因为禁止触摸；但修复师可以。”陈卉丽说。
至今难忘初次接触文物的瞬间，“一碰就有反应：古人真了不起”。透过手套，感受石质的温度、纹理，粗糙或光滑，皆是古代工匠一锤一凿留下的印记。
30年修复生涯，陈卉丽总结出一套“望闻问切”法。望，用眼看；闻，用鼻嗅；问，打听历史；切，用手摸。“站在下面看一眼，便知它哪里‘不适’。”
但“看”仅止于表面，内部病害如空鼓深度、裂隙大小，需依赖红外热成像、X射线探伤、超声波检测等仪器。她将此称为“中西医结合”，“传统与科技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石像修复中，部分部位沿用传统材料，如金箔黏合剂选用大漆。“在重庆潮湿气候下，大漆经实验验证效果最佳。”至于材料浓度、注入裂隙的力度轻重，仪器往往无法给出确切答案，全凭无数次试错积累的“手感”。
牵挂千手观音的那只“残手”
从初唐第一声凿石回响于重庆大足尖山子起，大足石刻已在崎岖山间屹立千年。其中，千手观音造像是中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集雕塑、彩绘、贴金于一体的摩崖石刻。历经800多年风雨，金箔开裂脱落、彩绘变色，更涉及石质胎体内部损伤等34种病害。2008年汶川地震后，国家文物局调查受影响文物，将其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陈卉丽出任石质修复组组长。
除病害繁杂，千手观音体量巨大——220平方米展开面积、1007只手，且与山体相连，属大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人员只能在脚手架上，或躺或跪或趴，适应文物形态；国内外均无成功经验可鉴，每一步皆靠陈卉丽团队自行摸索。
如今参观者立于千手观音前，难辨哪只手可拆卸。当时，这只手修不修？怎么修？困扰陈卉丽数月。
此手为主尊像6组手中的一只，早在1945年已残缺，此前曾被一块手帕状泥灰不当修复。当团队去除后期添加物、准备复原原貌时，遇棘手难题：依对称原则，此手需偏离25度角，方能与另一侧对齐。是工匠雕刻时偏斜，抑或另有依据？
陈卉丽带队走访河北、山东等地石窟，查阅海量资料，未果。此手位于视觉中心，严重影响整体艺术效果。最终，她提出大胆方案——可拆卸式修复。
团队依据对称原则，参照对应手形态，在断手原有修复孔上，接入一只可拆卸“义肢”。此举既恢复视觉完美，又为未来留有余地；若日后找到确凿历史依据，可轻松取下重做。方案获专家评审通过。
这只至今未寻得修复依据的“义肢”，“不对外说是无人知晓。但我们保存文字、照片、影像记录并主动公开，是为科学严谨，也为将来留存空间。”陈卉丽说。
递出文物修复的接力棒
61岁的陈卉丽已从一线修复转向幕后人才培养。近期，她赴上海授课石质修复工作坊。台下27名学生，包括故宫博物院修复师、浙江古建院博士、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及安岳石窟研究院研究员，亦有职业技术院校学生。
她讲授石质文物病害辨识、机理、材料筛选、修复工艺，以及理念原则的实践落地。“理论要讲，但技能培训更重要。”她说，许多年轻修复师学历高、理论基础扎实，但如何将知识转化为实践，需训练过程。如全球通用的“真实性”“最小干预”原则，在具体修复中如何贯彻，必须到工地体会感受。
陈卉丽指出，当前我国文物保护需求巨大，一线人员匮乏。“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需基层修复人员落地实践，这正是我们基层文保单位的主责主业。”
一线修复环境复杂艰苦，挑战严峻。她坦言，若无决心毅力，难以胜任。因此，她花费更多时间讲课培训，希望更多年轻人了解一线实情，愿沉心加入队伍。
“国家文物局每年举办众多培训班，各文保单位、管理机构、修复公司派人参训。”陈卉丽比喻，抢救性修复如“救回文物性命”，后续日常保护更需久久为功。
她仍以医生看病类比：“定期为文物‘体检’巡诊，小病即治，勿使轻症变危重症。”文物提倡预防性保护，日常保养属此类措施，“改善生存环境，让它们不易生病”。遇极端天气，文保单位加强监测，避免自然因素影响。
她带过的年轻人中，硕士阮方红几年前听其故事慕名而来，现已能独立完成从方案编制到本体修复的全过程。毕业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的00后朱海，也进入她所在部门。“保护工作如愚公移山，一辈子干不完，故接力棒须一棒传一棒。”陈卉丽说。
20世纪90年代，陈卉丽入行时，修复环境远逊今日。她回忆，那时许多文物点不通公路，乘双排座客货车出发，前坐人，后拉工具材料；车达之处，下车走几十分钟泥路。吃饭艰难，冬天仅面包凉水；上厕所就地解决；中午困倦，就地打盹。
“那时经费不足，脚手架仅为钢管搭建。一名修复人员将绳系腰间，爬至高度后甩绳，吊起工具箱，下一人再沿钢管攀爬。承载人与工具的，仅几块木板踏板，实不安全。”
随着国家加大文物保护投入，现今脚手架已进化为安全稳定的升降式系统，“我们可持工具材料走专用爬梯”；文物点基本通公路水电，设管理房厕所，装安防监控；修复工具专业化，实验室有通风橱，个人防护科学到位。
如今，陈卉丽仍能利索毫不犹豫地爬上脚手架，一如30年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戴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02日 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