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在众多企业中挑出一家代表中国科技创新的年度标杆，去年我的答案是DeepSeek，而今年，我选择长鑫科技。
若要在众多城市中选出一座作为年度科创高地，去年是杭州，今年则是合肥。
A股市值冠军与中国最牛风投城市
回溯至去年1月27日，DeepSeek开源的推理大模型R1，在苹果应用商店的中国区与美国区免费下载榜单上双双登顶。就在当天，英伟达股价重挫17%。市场逻辑随之震荡：既然中国团队能在算力受限的条件下训练出高性能模型，那么美国AI估值体系中“算力即壁垒”的核心假设便受到了挑战。
视线转回今年7月27日，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一举夺得A股市值之王宝座。作为全球第四大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即内存芯片）制造商，长鑫科技抓住了AI基建需求爆发与存储芯片超级景气周期的历史机遇。上半年，其归母净利润高达535亿元。这一数字不仅彻底抹平了自2016年创立以来累计的366.5亿元亏损，更是绰绰有余。
IPO完成后，合肥市区两级国资在长鑫科技的持股比例从36.79%稀释至33.11%。以7月31日收盘价计算，这部分股权对应的市值接近1.2万亿元。扣除历史上约两三百亿元的投资本金及财务成本，合肥国资对长鑫项目的投资回报规模，在中国资本市场史上堪称空前。
放眼整个A股，市值突破1.2万亿的公司仅10家；纵观全国，2025年GDP破万亿的城市有30座（含港澳台）。因此媒体戏言，合肥通过投资长鑫，一笔赚回了相当于一个万亿GDP城市的经济体量。
因为诞生了“长王”，合肥国资也顺势成为了“投资之王”。
无异议的杭州，与充满争议的合肥
去年，DeepSeek的一鸣惊人让“杭州六小龙”名声大噪，为这座城市赢得了满堂喝彩。彼时，国内多座领先城市都在反思：“为什么‘六小龙’诞生在杭州，而非我们这里？”
相比之下，合肥一路走来的历程，始终伴随着争议。
过去，“赌城”“最牛风投城市”等标签曾贴在合肥身上。近期，舆论场中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合肥模式是特例，不可复制”“政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无法保持竞争中立，甚至可能滋生寻租风险”。
对此，合肥官方多次强调，合肥模式的本质是“以投带引的产业投资模式”。这并非风投，而是产投；依靠的不是赌博运气，而是拼搏手艺。赌博是只看眼前不顾明天，靠的是手气；拼搏是立足当下赢取未来，靠的是技艺。尽管官方如此澄清，“赌城”之名依然流传甚广。
同为科创大赢家，为何杭州毫无争议，合肥却备受质疑？
一种解释是，“杭州六小龙”更像是原生态市场经济自然孕育的产物。虽然它们也有省市两级国资产业基金入股，但并非主导力量，企业家才是主体，政府在股权层面仅是“浅层介入”。而从引入京东方到共创长鑫，合肥政府是直接下场，国资深度介入，扮演了“超级创业合伙人”的角色。
政府是否应当直接下场投资？能否凭借几个明星项目就得出“政府比市场更懂投资”的结论？这本身就极具争议性。
有朋友直言：“市场投资者看错技术路线，亏的是自己的钱；政府看错项目，亏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成功可记入政绩，失败却往往被隐藏在国有平台、银行贷款、土地成本、厂房代建和财政补贴之中。企业不行，私人投资者会止损；地方政府受限于就业、债务和政绩压力，可能继续输血。投入越多，越不敢承认失败；越不敢承认，投入就越深。最终，产业投资异化为财政兜底。”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发布的《关于促进政府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需遵循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原则，防止同质化竞争及对社会资本的挤出效应。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背景下，这种提醒对于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至关重要。
但在我看来，合肥模式与“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要求并不冲突，反而内在高度契合。合肥绝非盲目跟风。我在2022年和2023年两次深入合肥采访，对其发展脉络有了清晰认知：以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和国家政策导向的“两向产业”为指引，以国资股权投资为抓手，引进产业链龙头，带动上下游集聚形成集群生态，最后通过上市退出反哺产业。
我认为，合肥模式若要全面推广确实难度极大，但其背后蕴含的创新创业精神以及系统专业的方法论，值得借鉴。
城市禀赋各异，风格不同。若将合肥与杭州对比，我觉得合肥的发展更难，更不容易。
首先是城市基础。2000年，在全国城市GDP百强榜中（当时香港位列第一），杭州排名第9，合肥排在第82位，甚至连河南周口都排在合肥前面。两者差距巨大。而至今年上半年，杭州仍居第9，合肥则跃升至第18位。
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在全国百强城市中，合肥排名提升速度最快。若无非凡努力，绝无可能。
其次是企业基础。杭州民营经济、互联网经济与创新经济蔚然成风，许多企业初创即扎根于此。合肥地处内陆省份，开放程度与市场化发育相对滞后，本土明星企业较少。京东方、长鑫科技等龙头企业均从外部引进，这意味着合肥必须付出更多努力与代价。在杭州，轻松便能做成几件事；在合肥，认认真真才能做成一件事。
然而，合肥的了不起之处也正在于此。它以非常之功做非常之事，完成了一些更苦、更难、更硬、更长久的事，并最终收获了“长王”这样的王者企业。
京东方6代线：合肥产业逻辑的奠基
凡事皆有因果，想要好的结果，必先在因上努力。
长鑫科技十年磨一剑，终结硕果。而合肥能收获长鑫，这个“因”还需向前追溯多年，至少要到合肥与京东方合作建设6代线（第六代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之时。
2022年我在合肥采访时获悉，合肥与京东方的结缘，源于2004年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下称经开区）一位副主任视察区内工业园，想看看还有什么大项目可以落地。接待负责人却抱怨道：“还大项目，说不定这个工业园过不了多久就要关掉了！”
“为何？”
“因为不挣钱。”
原来，工业园生产的电视机，液晶显示屏成本占比高达70%至80%，全部依赖日韩进口。从外地入关运至合肥组装，再运往外地出口，单台来回运费就需几十元，几乎等同于整台电视的利润。
企业负责人感慨：“液晶显示屏是个百亿级的大项目。合肥若能解决显示屏问题，工业园不仅能‘起死回生’，还能扩大规模，挣大钱！”
这条来自企业的信息，让新型显示器生产企业京东方进入了合肥的视野。
2005年，合肥市委、市政府印发《合肥优先加快工业发展行动纲要》，提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语音软件、空间地理信息系统、现代民用雷达、光纤光缆、通信设备、新型显示器、汽车电子等领域，培育一批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带动作用大的大企业。
2007年4月，合肥召开重大项目推进会，明确提出要实现“集成电路之梦、电子信息之梦”。
与许多城市热衷于引入整机厂、主机厂不同，合肥更看重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企业。当时，招引外地大企业入驻普遍要求享受“五免五减半”税收减免，中小企业也要求“两免三减半”。若政府将利益全让渡给企业，自身无收益，便无力完善社会配套及保障民生。那么，是否有办法既不任由企业漫天要价，又能确保优质企业留在合肥？
合肥找到的笨办法是：下大力气攻克核心元器件与配套零部件。这类产业通常高投资、重资产、长周期、高风险，一旦成功回报亦高，但单靠企业之力难以突破。这正是政府发力补齐产业链短板的关键领域。
京东方，正是致力于解决“缺芯”之痛的核心元器件企业。
关于合肥如何在竞争中胜出赢得京东方青睐，媒体报道已很充分。曾有政府人士向我还原当时的场景：
2008年9月11日，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和总裁飞往深圳，一位副总裁则在合肥等待。若合肥最终无法拍板，他们将继续与深圳合作。当天的合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果断决策：砸锅卖铁也要做成这件事！
9月12日，合肥与京东方签约。王东升在现场激动地说：“我所到过的每个城市，书记和市长都待我如上宾。然而，到了执行层面，力度明显减弱，犹如拳头打在棉花上。只有合肥，做到了这样坚定执着、上下同心！所以我本人‘情动’于合肥，京东方‘情定’于合肥！”
京东方6代线项目总投资175亿元人民币，其中90亿为资本金。这90亿中，60亿由京东方向合肥两家国资公司定向增发，剩余30亿由合肥政府与京东方共同通过资本市场、战略投资者引入等方式解决。若未能引入，最终由合肥政府负责落实。除90亿资本金外，剩余的85亿投资在合肥政府支持下通过贷款解决。
2008年10月，合肥国资与京东方项目公司成立。初始注册资本中，合肥方出资81%，京东方出资19%。2009年4月正式开工，2010年10月建成投产。2012年，双方再次签约建设8.5代线项目，2014年顺利投产。2015年，投资458亿元的全球最高世代合肥京东方10.5代线签约建设，2017年建成量产。
从跟跑、并跑到全球领跑，中国新型显示产业实现了全球性的战略跨越。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的产业精神
2008年，当京东方与合肥携手时，出生于合肥的联想集团董事长杨元庆也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从主要依靠ODM模式（设计制造代工）转向推进自有制造。只是自有基地选址尚未确定。
2010年9月，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期间，合肥政府向联想抛出橄榄枝。京东方落地带动新型显示产业快速崛起，成为吸引联想的因素之一。2011年9月27日，双方正式签约，联想笔记本电脑自有制造产业基地——联宝科技落户合肥。2012年12月，第一台联想产品下线。2013年，联宝科技营业额突破百亿元，同年联想集团首次夺得全球PC销量第一。
拥有以京东方为代表的显示产业和以联宝科技为代表的智能终端产业后，合肥并未止步，因为他们发现了新的短板与痛点——芯片。为解决“有屏无芯”的矛盾，合肥开始积极布局半导体产业。
当时，杨元庆曾对合肥领导表示：“我们将笔记本电脑放在合肥生产，但内存条需从外部采购，有时甚至买不到。中国人能不能做出自己的芯片？”
2013年，《合肥市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规划（2013—2020年）》发布。
2014年6月，《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颁布，半导体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8月，合肥在全国率先出台市级集成电路专项扶持政策。
2015年5月，为解决显示驱动芯片完全依赖进口的问题，合肥建投与台湾力晶集团合资成立晶合集成公司。2017年10月，晶合集成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建成投产。2023年，晶合集成在科创板上市，今年7月又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目前已是中国大陆第三大晶圆代工企业。其产品也从最初的单一显示驱动芯片，拓展至微控制器芯片、图像传感器芯片、汽车芯片、家电芯片等领域。
更重要也更难的芯片，是DRAM。
一位参与长鑫科技筹建的专家坦言：“如果说显示驱动芯片是产业链配套的短板，那DRAM存储芯片就是半导体产业真正的硬核壁垒、卡脖子核心领域。一枚小小的DRAM芯片，在半厘米见方的空间内集成100亿至300亿颗晶体管和各种器件，工艺精度达到纳米级，研发、量产、迭代难度极高，所需投入巨大。”
2015年4月7日，全球知名半导体智库TrendForce发文称，中国有6家地方政府都在积极争取设立DRAM厂。但最终，只有合肥通过与兆易创新合作取得了成功。
2016年5月6日，时任兆易创新董事长朱一明与合肥市领导达成战略共识，以180亿元的初始预算正式启动19纳米制程的12英寸晶圆DRAM研发项目。合肥国资出资144亿元（占80%），兆易创新出资36亿元（占20%）。这180亿仅为第一期投入，整个长鑫集成电路有限公司DRAM芯片基地的总投资将达1500亿元。
如今的“长王”宛如一只“金凤凰”，十年前却是人人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遇到合肥之前，朱一明团队带着DRAM计划书跑过几个一线、新一线城市，均遭拒绝。因为在市场眼中，DRAM项目向来被视为“吞金兽”。一条12英寸产线投资起步百亿元，每年烧钱超百亿，5年难盈利，失败率超过90%。若非合肥国资从一片空白时便坚决重仓，并在连续多年巨亏、技术封锁、外界质疑不断的极端压力下坚持十年陪跑，中国在DRAM领域绝不可能有一席之地。
长鑫科技没有从落后几代的工艺节点慢慢追赶，而是采取“跳代研发”，跨代追赶。2019年9月，长鑫12英寸晶圆厂投产，推出8GB DDR4产品，国产主流DRAM芯片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我在合肥采访时听到，每个龙头项目都不是一帆风顺，对决策者的心理素质常构成“极限考验”。例如，晶合集成在新产品爬坡期遭遇巨大困难，有人甚至提议“如果不行，干脆换个新赛道”。合肥领导花了数月时间消化吸收相关知识，最终决定让国有资本继续支持，直到干成。长鑫科技也曾面临巨大压力，政府调研后提出“先建一条实验线，看能不能跑通”，结果最终跑通了，国家大基金也随之投资，曙光初现。
如今，合肥已形成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目前，合肥集聚的集成电路规上企业超过600家，从业人员超过7万人。
“犯其至难，图其至远”，坚韧不拔，坚持到底。这种无比顽强的产业精神，是合肥国资屡创奇迹背后的坚实支撑。
总结过去，走向未来
回顾合肥二十余年的产业发展道路，我有一种感觉：许多国家层面提出的战略要求，如“解决卡脖子问题”“新型举国体制”“新质生产力”等，合肥在地方层面都较早进行了有效探索。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效用好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推动更多初创企业加快成长为科技领军企业。对照来看，合肥多年前就已自觉先行。
过去十年，大国博弈加剧，国家需要一部分资本从简单的市场逐利定位转向“赋能产业升级”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合肥国资对长鑫科技的投资，正是在此背景下，以投带引、助推关键产业突围的探索。这是新时代的产业王道，它造就了新时代的产业王者。
合肥模式还证明，中国的先进制造业可以更多向具备战略承载能力的中部核心城市延伸，而不只是在沿海集聚。这对整个国家的产业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具体实践中，政府要真正做到有为，不缺位也不乱为，实非易事，必须兼具企业家精神和专业主义。合肥政府在这两方面表现优异，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长王”A股登顶后，这些经验正被更多地总结出来——
1. 坚持从国家战略出发，结合本地产业禀赋，确定战略方向；
2. 坚持长期主义，做好耐心资本；
3. 坚持有效市场，立足企业发展需求，顺应产业发展规律；
4. 坚持尊重企业家创新精神，“控股不控权，赋能不越位”。国资在战略方向、大额投资、风险底线上把好关，具体的经营管理舞台完全交给企业家和专业团队；
5. 坚持有为政府，摒弃粗放式招商，精准锁定产业链最薄弱、最核心的短板环节，精准发力，从根本上提升产业链完整性和核心竞争力；
6. 坚持抢抓机遇，高效推进项目落地。产业发展的重大机遇转瞬即逝，能否快速决断、精准落地，至为关键；
7. 坚持科学决策，专业决策，绝不盲目跟风、主观臆断；
8. 坚持干中学，以实战锻造人才，以战育才，锤炼出一支懂产业、懂招商、善攻坚的人才队伍；
9. 坚持“风险容忍、尽职免责”。只要投资前尽调充分、决策流程合规、投后管理到位，因市场波动、技术迭代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亏损，不追究个人责任；出台“尽职免责负面清单”，明确严禁利益输送、违规决策、失职渎职等行为，而在清单之外则“无责可追”，让容错有底线、免责有依据；
10. 坚持推行“基金整体考核”，尊重创投规律，摒弃“一项目一考核、一亏损一追责”的短视逻辑。国资投资平台不考核单个项目盈亏，而是考核整个投资组合的综合收益，让国资敢于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敢于布局高风险、高潜力的硬科技项目。
昨天已经过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正在成为新的时代要求。过去合肥那种“砸锅卖铁式”产业投资的历史条件也在改变，且很难复现。但合肥不甘平庸、奋然起行、不屈不挠走过的路和取得的成就，注定将载入中国的产业创新发展史。
长鑫之后是什么？新的长征已经开始。与过去相比，合肥将凝聚更多目光的关注，这是责任，是压力，也是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