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在广州陶陶居喝早茶，桌上摆着凤凰单丛、虾饺和萝卜糕。“一盅两件”这规矩，算是广州早茶的命脉。作为内蒙古人，我虽尝不出岭南点心的精微之处，却极爱这地方的氛围。百年老店的窗棂嵌着岭南风情的彩玻，红木桌椅整齐划一。清晨时分，店里有小乐队在奏广东音乐，行内叫“三架头”。食客们夹起虾饺，乐师身着中式衣衫，带着古人般的淡泊，拉响《雨打芭蕉》。那琴声太静美，反倒让人不敢下嘴，心里竟生出个荒唐念头：不如把那三位乐师换下来，让他们也尝尝虾饺。
我对音乐痴迷。特殊岁月里无书可读，公家印的那本《战地新歌》，被我翻得卷了边，谱子、调性、节奏型，连同词曲作者的名字，我都烂熟于心。那次在陶陶居，我便露了一手。每换一支曲子，我就像报幕员似的告知同桌：“《平湖秋月》，吕文成作。”接着是：“《鸟投林》，易剑泉作。”再后来，“《流水行云》，邵铁鸿作”。同食者听得目瞪口呆。
“汪明荃！”有人低呼。我抬头，见一位四五十岁的女性，墨镜遮面，头上裹着茶绿色绸巾，快步从桌旁掠过。我目光追随她进入一间雕花门扉的包房，屋内瞬间爆发出欢呼。门没关严，粤语笑声一阵高过一阵，直到门彻底合上，声音才消失。
我有些恍惚。汪明荃这般装扮，显然是想低调行事。可听到这个名字，我脑海里立刻浮现出她在《万水千山总是情》中饰演的庄梦蝶。她擦肩而过时带起一阵微风，风中似乎夹杂着抗战时期上海滩的气息。追星或许可笑，但我亲眼见到了汪明荃，怎能不心动？
那天早上，我从江湾大桥跑到广州大桥，往返一个半，里程数15公里。体力消耗巨大，我在陶陶居连吃了六笼虾饺。深褐色的蒸笼在桌上摞起来，足有一尺半高。剧作家沙叶新在一旁感叹：“你这吃相，简直到了可耻的地步。”
沙叶新这话在理。你想想，摆在酸枝木八仙桌和官帽太师椅的茶楼里，伴着广东音乐和摇曳烛光，连吞六笼虾饺，确实有点那个了。假设每只虾饺里藏两只虾，那天早上我便吞下了48只虾。这般食量，怎么配得上汪明荃的身影和窗外的彩色玻璃？想来想去，除了“可耻”，找不到更贴切的词来形容我那天的饭量。
我想起《万水千山总是情》中与汪明荃搭戏的谢贤和吕良伟，他们或许也在隔壁包房。我起身踱步，经过那扇雕花门。屋内笑声阵阵，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汪明荃的声音。笑声里夹杂着麻将洗牌声，其中自然也有汪明荃拨弄牌张的脆响。片刻后我清醒过来，汪明荃绝不会走出来与每位食客握手寒暄。于是，我回到座位，继续品茶。
在这充满历史感的陶陶居，不少普通人进来吃早茶，他们的穿戴气质一目了然。在北方，普通人早餐通常不会选如此气派的馆子。而在广州茶楼，没有地位的高下之分，不分阶层、不论贫富，这正是广州早茶的灵魂所在。
那天清晨，我手抚酸枝木八仙桌，品着凤凰单丛，听着广东音乐，比饮酒更觉陶醉。现场演奏与听唱片截然不同，它不似唱片般完美无瑕。乐声中混杂着茶客的交谈，却未损广东音乐的明亮与委婉。领奏的高胡足以压过所有杂音。高胡乃粤曲大师吕文成独创，音域比二胡高四度，用金属弦替代蚕丝软弦，一改二胡的幽怨萧散，其格调如广东红棉树般热烈。高胡是广东音乐的灵魂——这篇短文里我已经用了三次“灵魂”，实在不能再用了。在广东音乐“三架头”的小编制中，还有一种北方乐队罕见的乐器，名为“秦琴”。它呈六角形，共鸣箱两面均为桐木，音色柔和温润。
论及广东音乐之美，乐器只是其一，曲目更是贴心。我喜爱交响乐（最爱“三B”——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也钟情中国民间音乐，广东音乐和福建南音是我反复聆听的佳作。若将几首广东音乐的曲名罗列出来——《平湖秋月》《雨打芭蕉》《三潭印月》，字面上都透着湿润感，仿佛将人带入岭南植物园。
北方的朋友若来广州，不妨去陶陶居尝尝早茶。不知那里是否还保留着红木桌椅和现场广东音乐演奏。汪明荃想必早已离去，但广州早茶的精髓依旧在那儿，陶陶居值得一游。
（作者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副主任）
原文刊登于《光明日报》2026年7月24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