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姨案”有了新动向。
8月5日晚，被拐儿童钟彬向南方+透露，他收到了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发来的《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文书明确显示，“谢家梅拐卖儿童案”已在7月31日移送审查起诉。至此，那个潜逃二十多年、人称“梅姨”的人贩子，其真实姓名——谢家梅，终于通过官方文件坐实。
这起案件牵扯出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间，在广州增城、惠州博罗等地失踪的9名儿童。主犯张维平、周容平已于2023年4月被执行死刑。随着案件进入审查起诉环节，南方+记者就定罪量刑、追诉时效以及受害方权益等核心问题，专访了此前代理被拐儿童案件的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
**南方+：谢家梅的真名一直是个谜，如今通过检察院文书曝光，说明侦查阶段拿到了什么新证据？真名确认对后续判决有什么实质帮助？**
**付建：** 这次告知书以司法文书形式锁定了谢家梅的真实身份，包括她的出生年月、曾用名、现居地、过往居住地，甚至行程轨迹可能都已摸清。真名的确认，对定罪量刑都有实质性意义。
**南方+：案子已移送检方，您预估检方会以什么罪名起诉？她能否被认定为“拐卖儿童集团犯罪首要分子”？**
**付建：** 我倾向于认为会以拐卖儿童罪定罪。但她大概率不是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首要分子的前提是存在犯罪集团，且需起到组织、领导作用。结合此前披露的信息，梅姨与张维平、周容平之间，我认为缺乏犯罪集团的共同意思联络，也不具备那种严密的组织性和稳定性。因此，本案首先不构成犯罪集团，她也就不存在首要分子一说。不过，她在其中作用关键，且参与次数多，既有查实部分，也可能还有未查实部分。
**南方+：张维平、周容平已伏法，梅姨作为中间人，在共同犯罪中地位如何界定？她有没有辩称为从犯、争取轻判的空间？**
**付建：** 我个人觉得，他们可能并不构成整体上的共同犯罪。共同犯罪需要共同的意思联络和稳定的团伙分工，比如谁负责偷、谁负责运、谁负责卖、谁负责收钱，且有明确的层级关系。
这几人更像是松散协作：张维平、周容平负责偷抢孩子，梅姨负责找买家、做中间人。这种模式难以认定为整体共同犯罪。当然，不排除在具体个案中构成共犯，例如某起案件中梅姨事前指使张维平去偷，自己负责卖，那这一单可视为共犯。但总体而言，不会认定为整体共同犯罪，她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需分案具体分析。
**南方+：案件跨度二十余年，是否存在追诉时效争议？以目前案情，您预判量刑范围在哪？**
**付建：** 不存在追诉时效争议。根据法律规定，该案一直在报案、一直在侦查中。若当时无人发现或报案，过了20年才启动，才涉及追诉时效问题——那需由检察院逐级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但本案始终处于追诉过程中，时效问题不成立。
关于量刑，我认为判处死刑的可能性极大。参考张维平、周容平已被执行死刑的先例，无论梅姨是否与二人构成共同犯罪，仅凭她涉案人员众多、使用暴力手段、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后果严重这些情节，都指向重判。
**南方+：舆论关注梅姨年龄可能超75岁。另外，按程序，可能判死刑的案件应移送市级检察院审查起诉，但媒体发现此案在广州市增城区人民检察院办理。这些因素会影响死刑判决吗？**
**付建：** 依刑事诉讼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一审案件，必须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法院收到此类案件，应移送中院审判。检察院的审查起诉仅是审判前置程序，后续必然移送中院，这不会影响死刑的依法适用。
若梅姨归案后，在审查起诉或一、二审期间年满75周岁，依刑法规定不适用死刑。但梅姨在中转儿童过程中有暴力致儿童死亡行为，属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情节，仍可能被判处死刑。
**南方+：9名被拐儿童家庭表态要出庭作证，审查起诉阶段受害方能行使哪些权利？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会有何诉求？**
**付建：** 这里需纠正一个说法：被拐儿童家庭不可能“出庭作证”。法律上，他们是受害人，非证人。证人与受害人区别明显：证人是目睹偷抢过程等能证明案件事实的人。
被拐儿童及其家属本身是受害方，身份固定。他们不能以证人身份出庭，但可行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权利，委托律师以受害人身份参与。受害人可选择提起或放弃附带民事赔偿，但身份不变，永远是受害人。
**南方+：公众最关心，梅姨落网后能否供出张维平案外的其他被拐儿童线索？她到底经手了多少孩子？**
**付建：** 实话讲，她经手的孩子数量应该不少，关键看她交不交底。当年涉案人多用化名，许多人已不知情，以当时侦查手段难全部查清。
她落网的实质意义有三：一是协助查清张维平、周容平等其他案犯线索；二是若如实交代，可提供其他被拐儿童线索；三是可能牵出其他在逃人贩子。警方会依据口供对其他案件立案。但说实话，梅姨作为潜逃多年未抓获的人贩子，想从她口中获取有效线索很难。她经历复杂，不会轻易开口。不过，她的落网和受审，对被拐儿童早日回家、对失子家庭而言，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