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淑君教授的力作《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在付梓二十年之后得以修订再版，无疑是明史学界，特别是政治史研究方面的一大喜事。著作聚焦于嘉靖朝的“大礼议”，表面是讨论皇帝应“承继何人法统”、怎样“设置生父尊号”的礼仪问题，实则暗藏一场关于“忠”的定义权之争——皇帝期望臣子效忠自身，臣子则坚持效忠国家礼法。双方各持观点，最终引发了国家官僚体系与正常秩序的崩坏。
嘉靖初年爆发的“大礼议”，是明代中期政治史研究绕不开的一个主题。起因是嘉靖帝，作为兴献王之子，入继大统后是否应当认明孝宗为父的问题。此事不仅关系到明孝宗、武宗一脉的帝统能否延续，更因为兴献王一脉仅嘉靖单独后裔，关乎兴献王的血脉能否传承。因此，支持与反对双方的观点激烈碰撞，且争论围绕当时明朝的核心礼仪制度，故称为“大礼议”。自明代以来，诸多学者将明代“大礼议”与宋代“濮议”相提并论，视作具有相似性乃至延续性的事件，二者均以皇帝“认父”和“继统”的艰难选择，揭示了古代社会围绕最高权力展开的斗争中，人性与法统的残酷较劲。相较之下，宋代“濮议”因皇帝离世而仓促收场，留下未完成的印记，“大礼议”则完整展现了冲突从萌芽到落地的全过程。深入探究这一事件，既能洞察古代皇帝在人格与制度间的内在矛盾，也能审视皇帝在不同权力板块中的具体表现，这种内外的张力持续吸引着历代学者探索其中是非复杂、争执不断的问题。
《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
作者: 尤淑君
版本: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旧苑荒台杨柳新
要让经典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需要探索创新的方式。尤教授这本著作在二十年前之所以能引发学界的广泛讨论，关键在于其引入了西方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研究视角。所谓政治文化或政治文化史，大致是研究群体性政治态度的学问。与旧有研究不同，尤教授将研究视角从人格与制度的内在冲突上，延伸到了权力场域的展示维度。
全书共四章附带两篇附录，前两章按时间顺序铺陈，“大礼议”的全面爆发是其中起点；接着是冲突双方提出各自的理论主张，包括颁布《明伦大典》等内容。这可视为明朝在靖难、夺门等武力事件之外，首次经历的大规模君臣矛盾，标志着权力秩序的重大转变。最终，嘉靖帝通过制度手段确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以个人好恶修改了大量礼仪制度，以此规避礼制对皇权的束缚。第四章则由作者审视皇帝、内阁、言官三方在“大礼议”中的表现，总结其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差异和变化。
《大明王朝1566》剧照。
本书前三章主要内容是梳理历史脉络。从正德皇帝去世后的政局动荡说起，内阁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兄终弟及”为由颁布《武宗遗诏》，任命兴献王世子朱厚熜为皇帝，但他并未明确朱厚熜入继的详细身份，埋下了争议的种子。杨廷和主张朱厚熜过继给孝宗，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张璁则提议“继统不继嗣”，认为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继，无需改变与生父的关系。到了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绕过内阁直接下诏，将生父尊为“本生皇考”，引发群臣反对，最终杨慎率134名官员伏哭于左顺门，遭到廷杖惩罚，其中16人丧命。为巩固这一结果，一方面驱逐内阁成员并惩处异议者；另一方面编纂《献皇帝实录》至《明伦大典》等文献，将私人情感转化为政治原则，“人情论”由此成为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在取得成功之后，嘉靖帝开启了更大规模的礼制改革，逐步改变明朝原宗法制度乃至整个礼法体系，创造出“同堂异室制”下“父子同昭穆、兄弟异昭穆”的怪诞景象，以此巩固个人统治地位。